新年伊始，青年学者余杰在新作《想飞的翅膀》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）中的《余秋雨：你为什么不忏悔》一文，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。他在文中说：
当年，余秋雨所效力的《学习与批判》杂志，由张春桥、姚文元所控制“上海写作组”直接管理。这个御用写作班子以“石一歌”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，所谓“石一歌”者，意思是11个人。余秋雨成为“石一歌”中最年轻的、“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”。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，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，他深受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的青睐。
余秋雨所写的《胡适传》一书，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《学习与批判》丛书之一，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。《胡适传》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，很值得研究。
鲁迅先生曾用尖锐“才子加流氓”来批评上海的无行文人，他们是“随时拿了各种理论来做武器”的人，他的思想变化历程是没有线索可寻的，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，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。具体到余秋雨身上，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们献媚；而在90年代的国学热中，他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。在余秋雨的主持下，“文化”与商业达成了最佳的联姻。
余秋雨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做有良心、真诚的人。但面对自己充满肮脏的记录，他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，他为红卫兵辩护，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。
对此，余秋雨发表了一封公开信，予以辩解：
一、把“石一歌”说成是我，搞错了
林彪事件爆发，我们从军垦农场回城，我被学院军宣队分配到一个鲁迅教材编写组，这样的教材组有很多，在市里都归市写作组管，统称“写作组系统”。到我1973年下半年离开，这个教材编写组编印了《鲁迅小说选》和《鲁迅杂文选》各一本，署名是“复旦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”，我参加注释《祝福》。这个教材组里的几个工农兵学员写过一本给小学生看的《鲁迅的故事》，署名“石一歌”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署名。我离开后，听说署名“石一歌”的应时文章不少，不知是谁写的，写了些什么。
二、《胡适传》为何只有一个头？
当时为准备参考资料，需要整理几个有关人物的“生平小记”，分配我和另外一位先生整理胡适。当时只找到一套《胡适思想批判集》，所谓生平小记全是从里边摘抄的。这份东西以后怎样拉长，由谁修改，发表时为什么用了我的名字，我完全不知道。这个所谓的“传”，只有一个头，再也没有下文。如果说文章被上面看中过，那他们为什么不下令继续写下去？
您用的是现代的作者署名权、定稿权等概念，其实在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特例，文句与署名之间是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的，大量需要真正负责的人，没有一个署过真名。
三、提点异议
看到大作中建立起来的“余秋雨＝石一歌＝写作组＝一朝红人＝“文革”余孽＝文化流氓”这一个快速推进逻辑，这让我想起了“文革”中大行其时的“捕风捉影、无限上纲”。
我追叙过自己与一个造反派同学在“文革”初期的不同心理经验，就被上升到为所有的红卫兵辩护，再上升到辩护的目的是为自己开脱。余杰先生，用这种批评方式就没办法研究文章了，因为这是几亿人参加的事。你所说的残酷是存在的，必须永远谴责，但大多数当年参加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人并不都是坏人，责任不应该由他们个人来承担。
2月1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发布了二余和解的消息：
前段时间余杰回四川家中筹办婚事，而此时余秋雨随凤凰卫视“千禧之旅”的车队来到成都。家在成都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做了许多沟通工作，促成了二余的对话。
余秋雨用较长时间讲了自己在“文革”中的基本经历，特别指出“文革”大批判那种可怕的“无限上纲”的方式。他说，忏悔是个人化的，而强迫别人忏悔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，却背离了忏悔的初衷。特别是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强迫他人忏悔，实际上是以反对“文革”的名义回到了“文革”。
余杰说，看过余秋雨的信后自己消除了一些误解。但是对于文章涉及到的某些内容，他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。余杰认为，余秋雨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，如果能够带头反思，将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和典范，有助于改善中国文化生态现状。
但3月1日《北京青年报》又有说法，余杰说：“和解”之说，源自一些传媒的曲解，我与余秋雨在大的理论问题的价值立场上仍然是截然对立的。那天见面我觉得他谈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，但还是有很多东西仍然在回避、在躲闪。他提到“强迫别人忏悔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”。我觉得他这种表达非常真诚，而且还挺可爱的。其实我心里更害怕的是他假装忏悔，通过忏悔来使自己的形象更高。
在我的下一篇文章里，我还要讨论“忏悔在中国能否成为可能，忏悔对当代中国和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有没有意义”这个问题。余秋雨认为没有意义、没有可能，而我认为是必需的。我希望以这个事情为契机，能够把这个忏悔问题深入地讨论下去。
3月4日，《生活报》发表了一篇访问记。余秋雨重提自己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到的说法：“就像有人在路上硬说你长了尾巴，我不能当面脱裤子给他看，即使证明了确实没有尾巴，但当众脱裤子的动作比有尾巴还要难看。所以我不愿自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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